2017 年 6 月 12 日至 24 日，我有幸参加了由院人事局举办的所局级干部赴 德国科技管理高级培训班，和院属 24 个单位的同事在德国的科隆和慕尼黑共同学习、生活了 12 天，参观了德国马普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总部、于里希研究中心（ForschungszentrumJuelich）、亚琛工业大学（RWTHAachen）、慕尼黑大学（LUM）、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Munich）、德国大地测量研究所（DGFI）、巴伐利亚科研联盟（BayFOR）、巴伐利亚分子生物系统科研（Bavarian Research Network for Molecular Biosystems，BioSysNet）、德国科技馆、西门子公司中央研究院（Siemens AG）、通用电气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欧洲总部（GE Global Research，Europe）、拜耳公司（BayerAG）、NANO TEMPER 公司等诸多知名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企业，对德国科学研究、大科学装置、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活动 的体制和机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由于培训时间安排得比较紧凑，加之参观学习的内容较多，因此 对很多情况的了解还浮在表面，对于德国科研工作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以下是我通过这次学习得到的一些肤浅体会。 

　　一、社会分工成为常态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德国，社会化分工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不论工业、农业、商业还是服务业。这次培训班访学的机构，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分工明确。比如在科研机构类型划分方面，分为大学、非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而政府投资举办的非大学研究机构又有各自的分工：马普学会（MPG）及其下属研究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关注长周期高风险的科学目标；亥姆霍兹联合会（HGF）及其下属中心主要运行大科学装置服务科研活动；弗朗霍夫协会（FhG）及其下属研究所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莱布尼兹学会（WGL）以社会高度关注的公众问题、政策制定和商业进行研究。这些分工不是简单的约定俗成，而是用法律法规和各自的章程规定下来的，在其后续发展过程中也始终坚持这样的分工定位，从而使得各类型机构根据分工配置人力、仪器设备等资源，避免造成重复投入和浪费。 

　　我们常说“抢人、抢钱、抢地盘”，有的是希望占据科研制高点，团结相关力量做大事情、出大成果；但更多的是要把各种资源放到自己的篮子里，搞“大而全”、“小而全”。其实质是我们还没有形成社会有效分工的体制、机制和文化。 

　　二、制度约束成为习惯 

　　德国人做事死板似乎是举世公认。在德国，小到走路行车、大到 行政管理，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定之规，任何一点逾越都要付出代 价，任何一些改变都要反复讨论。比如亥姆霍兹学会的经费投入，五年调整一次预算，政府投入的经费占预算的 70%，其中联邦政府和北 威州政府的投入比例为 9:1，这些都是由相关的法律文件、章程固定下 来的，并不随政府或机构的领导人变动而变化，具体数额由联邦和北 威州政府协商，并保持每年一定比例的增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收 入相对固定，并不与获得的经费直接挂钩，使得他们能够潜心从事一 些基础性、长周期的研究工作。 

　　反观国内，一轮一轮的科技体制改革逐步把市场机制引入到科研 领域，关于稳定支持科研机构的争论使得政策上下波动，科研人员的 收入更多依赖于竞争性项目经费，这样的压力下势必造成大家注重眼前而忽视长远，挤进热门而放弃冷门，热衷跟踪模仿而弱化原创引领。中国经济要实现弯道超车，创新引领也能实现弯道超车，但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创新要夯实基础、能提供不竭的动力，在实现弯道超车后还能保持领先地位，这就需要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保持相对稳定。 

　　三、精致管理无处不在 

　　在德国，无论是宾馆、商场、博物馆、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 还是办公楼、实验室、会议室，都可以从诸多细节当中体会到那种精 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于里希研究中心、慕尼黑大学基因中心 的实验室里，各种实验气体的气瓶都放置在实验楼外，气体通过专门 的管线送到每一个操作台上，各色阀门标志清晰，试验台上各种试剂 的摆放十分规矩，看不到我们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在巴伐利亚科研 联盟办公楼的地下会议室，有一个室外下沉式的休息区，地面和墙壁 都是用干挂石材铺成的，中间有一个小喷水池，旁边还有一块绿植区， 看似布局简单，但其整体设计、干挂结构和管线布置无不透出精致、 耐用的思想；在德国科技馆里，很多展品是让观众自己动手操作的， 破损在所难免。在展室旁边的工作间里，我看到几位技师在用一些精 密的仪器设备神情专注地修复着破损的零部件；一天早上，看到宾馆 服务员打扫房间时用不同颜色的抹布擦拭不同的部位，收获的就不是一点点感慨；尤其让人感动的是 6 月 15 日全天的培训，于里希研究中心财务和审计部的 Alexander Zens 先生为了让我们能更好的掌握培训内容，特意把他的 PPT 翻译成中文，而他在授课时要同时操作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是他要看的英文版，一台是给我们演示的中文版。人们总说德国产品的质量好，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从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中不难找出答案。 

　　四、广泛合作成为共识  

　　工业化在文化上的贡献之一是分工协作，每一个单位、部门、岗 位都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环节，缺一不可，无所谓高低贵贱；而且由于分工明确、定位清晰，因此在合作时更容易找到合作伙伴。  

　　德国的科研机构一般没有学位授予权，其教授都是在周边的大学 兼任教职，或者是大学教授在科研机构兼职，研究生都是在大学注册。这种情况大家习以为常，好像没有人纠结于署名权等问题。  

　　欧盟、联邦和州资助的科研项目，大多鼓励多家单位利用各自的 资源和优势联合承担，特别是在一些运用大型科研装置开展的项目，一般都是鼓励利用现有装置进行合作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 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也使得科学家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工作。  

　　联邦和州政府还投资组建了一些公共研发平台和中介组织，如巴 伐利亚分子生物系统科研网络是由巴伐利亚州政府资助，为生物化学、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生物物理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设立，旨在 调动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力量开展相应的研究和技术转移工作，支 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跨国企业如拜耳、通用电气等也在组建各自研发机构、加大 R&D 投入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 构的合作，以保持自身在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从事 R&D 的人员也在稳定增长，从国家到地方的科技计划都在向引导产出重大原创性 科技成果、支撑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转变。但是由于我国进入工业化 的时间较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自我循环发展的作坊式工业形成的“封闭、独占”的文化理念还根深蒂固，反映在科研领域就是科学家 往往以占有资源（经费、人员、场地、仪器设备）为重要目的，造成 同行间同质化竞争、资源浪费，单位内部相互戒备、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许多研究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借鉴德国的管理经验，就要从机构分类定位的源头抓起，强化分 工协作，消除壁垒，减少低水平重复和内耗。近年来，中科院围绕“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目标进行的“四类机构”改革、“一三五”规划、大 型科学仪器区域中心等工作，就是在体制机制上推动协同创新、开放 共享的有益探索，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需要通过稳定的支持予以坚持和强化。  

　　五、保护环境深入人心  

　　在于里希研究中心参观时我们了解到，由于德国政府正在陆续关 闭其境内的核电站，与核电相关的研究工作已经停止，试验用的核反应堆正在陆续拆除，进而转向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在科隆及周边参观考察期间，如果不是翻译张博士介绍，那蓝天 碧水、绿树成荫的景色很难让我们同著名的鲁尔工业区划等号。经济转型与生态恢复相互促进，使传统的老工业区焕发了青春。  

　　在德国期间，我们处处感受到浓浓的环保气息：慕尼黑老机场搬 迁后，改建成了大型的公园，人们在戏水、跑步、骑车、休憩。这样的开放式公园在其他城市里也随处可见；城市街道上都设有自行车专 用道，骑车出行已经从时尚变成习惯；生活社区里分类回收的垃圾箱 标志分明，有塑料瓶、玻璃瓶、金属瓶（灌）、旧衣服等，甚至玻璃瓶还分成不同颜色进行回收；建筑材料、门窗、楼梯扶手、水暖五金件 既美观更实用，减少了更换维修和建筑垃圾；在各参观单位和培训地 点提供的瓶装水，全部是玻璃瓶包装，既可以重复使用，又降低了石油消耗。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有科学规划、长远目标，又要有制度保障、考核指标，更要有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措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愿参与。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何践行新发展理念，化解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到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德国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