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特征

沈阳自动化所  王小刚

发展观是人们对发展问题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它包含了对发展本质、动力、主体、条件、模式、价值、代价、战略等一系列重要发展要素的认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发展观也必然在不断地演化，而每次演化的共同特点都是力图寻求对发展要素进一步地吸纳和融和，表象上是解决现阶段发展的瓶颈，客观上是实现着发展要素间的和谐互动。和谐与发展存在着对立和相对的统一，并且在相互制约中互动协调，每一次的协调转变都实现了相应一次的飞跃。发展是硬道理，如果偏离了和谐，发展就会失去生命力；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刻意保持和谐而抑制了发展，和谐就难以持续维系。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渐进性和系统性构成了其和谐的本质特征。

一、渐进性的发展体现了和谐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我们曾在姓“资”还是姓“社”中痛苦，在“摸着石头过河”时迷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让我们走出了那段痛苦和迷茫。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跨越”、“解体”等发展历程和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那么我认为“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当时历史状态下，抓住了解决政治与经济对立与统一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对国家历史方位的把握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思考,通过近年来实践的不断探索，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经济高速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等概念的提出，无不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20多年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在“十一五”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贯穿发展的始终，我们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是硬道理”不等同于“增长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同于“以速度为中心”。这绝对不是对发展的地位提出质疑，而是要解决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我们一刻也不会丢，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刻也不会放松。五中全会在这一本来已经很高的起点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发展是有阶段性的，而阶段性又是多层次的。在同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随着发展的演进又会呈现出若干具体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内不同的时段又势必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和发展瓶颈的突破。一味单一地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或者说这已不是解决新时期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的有效方式，如不改变和完善发展重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发展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更加清楚，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思路模式途径更加清楚。这一系列“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完善，是对“发展”所涉及的各种矛盾的动态要素，在互相对立与统一的过程中，在相互制约互动协调中，实现了相应一次次系统性深入认识的飞跃，伴随着一次次认识的飞跃展现出一次次阶跃式的发展，并构成了系统的渐进性和谐特征。

二、系统性的发展体现着和谐

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有目共睹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发展，同时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各种矛盾的积聚与激化，体现出发展过程中系统内要素间的动态差异性、排斥性、矛盾性。  

第一，系统的层阶间谐同。和谐社会在解决贫富之间矛盾问题时，必须在理念层次的建设、制度层次的建设、操作层次的建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上谐调一致。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既是这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又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社会和谐问题成为一个首要的发展问题。如果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突出，是导致所有社会矛盾与问题趋于激化的根本原因。所以解决具有激化倾向的主要矛盾问题时，仅有理念层次的决议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层次的建设为保障，更必须有操作层次的一系列方法和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机会公平，这是社会和谐的一个系统性特征。

第二，同层阶内分系统、子系统间谐同，局部的和谐和优化可能恰恰是宏观系统的不和谐要素。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整体推进，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两个“伟大”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要下大决心进行制度创新，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同时，积极稳妥地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政治文明建设，创新健全和谐相处的体制和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把社会客观存在的冲突尽量降到最低程度，实现最大可能的协调与整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下更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要真正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仅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展，西部也要加快发展，中部地区要促进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更要实现振兴。

第三，发展要素间的互动匹配。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真正体现建设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的原则，广泛推行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增长方式转变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增长方式上来，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坚持自主创新、综合创新，大力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集成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为我国在新一轮的世界产业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在新的发展历史阶段，我党提出的“五个统筹”、“六条原则”、“六个必须”、“十项任务”等都是对发展中矛盾的各个方面提出的系统性动态优化解决措施。

胡锦涛在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我国科技界和广大科技人员要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更要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起到先锋作用，要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应该说中国科学院在知识创新一、二期中已经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三期又明确提出了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骨干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特征之渐进性和系统性决定了我们所担负的责任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