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人民要幸福只有依靠党的领导

人物简介

蒋筑英（1939—1982），应用光学家。1982年去世后被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考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曾任该所副研究员。在应用光学方面卓有建树。1982年去世后被追授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获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入党志愿书（节选）

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我们的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真正成为全国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我认为，历史已证明，中国要富强，人民要幸福，只有依靠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由于对社会发展前途，对党的性质、党的方针、路线有了一些正确的认识，对自己思想改造的要求也就开始逐渐从被动变为主动，拿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学习党员的好思想、好作风，愿意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党多年教育下，我逐渐认清了国家前途和我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要通过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但是我坚信，这个目标一定能达到，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延伸阅读

蒋筑英（右）与导师王大珩在工作中

蒋筑英，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第四研究室代主任。

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蒋筑英的入党之路与众不同、坎坷崎岖。他是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的。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却因家庭出身一直解决不了入党问题，多次的申请都未能如愿，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他说：“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我个人的一切。”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当做自己一生的支点，一直无怨无悔、勤勤恳恳地工作。

1979 年，在他被派往联邦德国访问学习的前一夜，他又一次提笔写了入党申请。他郑重地把这份饱含赤子之情的申请书交给党支部，才登机离国。

1982年5月26日，所里终于批准他填写入党志愿书，可还不到三周，6月15日他却因劳累过度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作为中国光学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年科学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用生命书写了这份特殊的志愿书。

蒋筑英，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技人才。18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是靠助学金完成学业的，“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大学期间10个寒暑假，有8个他是在学校图书馆度过的。

毕业前，母亲希望他回家乡杭州或去上海工作。15岁起，因父亲的问题，他就和妈妈开始一起支撑家计，但他知道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和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都在东北。他写信说服了母亲，考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为中国光学第一人、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第一个研究生。

蒋筑英是我国光学界的优秀人才，是光学传递函数的计算、装置、测试及编制程序、标准化等方面的专家。他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钻研，任劳任怨，他把对祖国、对党的深深的爱，都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关键时刻，他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1965年，年仅26岁的蒋筑英在老一辈专家的指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令日本学者惊奇不已。此后，他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就，设计了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和镀膜要求，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

20世纪70年代，我国彩色电视的复原技术十分落后，导致颜色失真严重。蒋筑英提出了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与导师王大珩一起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使人们得以看到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

一次，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一批进口光学器材的产品质量。他和同事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进行检查，发现质量不符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索赔。外商看了检验报告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这不仅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声誉。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都留下了蒋筑英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当作参谋和顾问。

成功的背后，更多的是汗水与辛劳。“永动机”“有追求，头勤、嘴勤、手勤、腿勤”，这是蒋筑英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而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从未陪家人完整地休过星期日。一到星期日，蒋筑英就让妻子路长琴带着孩子去她的哥哥家玩，他自己则早早就去了实验室。

蒋筑英是中国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把科学态度和献身精神融于一身，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出众的才华，还具有高尚无私的襟怀。他总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他的导师王大珩说：“他是科学界的雷锋。”

蒋筑英曾在改革开放后，两次出国。1979 年在联邦德国进修时，他省吃俭用的确省了不少“洋财”，别人劝他给家里买台彩电，而他却用积攒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二十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自己只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剩余的钱还全部交给了所里。1981 年第二次出国时，他自带一大包四川榨菜，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外汇，给所里添置器材。

蒋筑英掌握 5 门外语，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但从不占为己有，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常常另纸译出，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他跑到图书馆主动帮助编书目，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对一些宝贵的资料，只要是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他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论文，可是发表时却不让提他的名字；他和别人共同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受到光学界的重视，被邀请出席学术会作报告时，他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去。

在荣誉、利益和待遇面前，蒋筑英总是一推再推最后一个想到自己。分房子、评职称、提工资，他都多次主动让给别人。

他虽无一官半职，却总是无私地帮助别人，被称为“不管部长”。妻子曾说他：“什么活儿你都揽，谁的事儿你都管，吃饭走路你都嫌浪费时间，却唯独没有时间关心一下自己。”

1982年6月，在忍着腹部的疼痛答应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的那天，蒋筑英还参加了大扫除、平整好院里坑坑洼洼的柏油路面、换好实验室的水龙头、修好实验室窗帘螺丝，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飞抵成都的当晚，他就召集验收组的人员开会直到深夜11时。次日一大早，他换乘两次公共汽车，步行了三段路程到达某工厂，忍着病痛开展工作。6月14日深夜，他因腹痛难忍被送进医院。15日，因过度劳累病情恶化，43岁的蒋筑英不幸离世。

他的英年早逝，引起社会对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重视，一些领导人呼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生活上切实关心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蒋筑英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