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思龙（左一）与会同站科研人员在野外考察。
■本报记者 沈春蕾
这几日，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生态所）研究员汪思龙正在整理手头的采样资料，准备回研究所。不知不觉他和团队又在位于湘西群山中的会同县呆了大半年。
每年的3月到11月间，会同县都会迎来像汪思龙一样的一批科研人员。60年来，他们像“候鸟”一样不辞劳苦地来回奔波，守候着亲手建立的中科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以下简称会同站），并让科研成果惠及南方丘陵地区的百万林农。
夫妻站长的接力跑
1960年，以冯宗炜、陈楚莹为首的一批来自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现为沈阳生态所）的科研人员带着培育后备森林资源的任务，来到2900多公里外的广木之乡——湖南省会同县建设实验站。
会同林区气候和土壤类型适宜，为杉木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条件，成为我国杉木中心产区，在这里一座简陋的实验站（会同站）迅速搭建起来。会同站不仅是我国第一个人工林定位站，还是我国最早设立的野外生态定位研究站点之一。
建站初期，陈楚莹和她的丈夫、会同站第一任站长李竹林一心扑在工作上，逢年过节也很少回家，两个孩子都送进幼儿园全托。后来李竹林调回沈阳生态所工作，而陈楚莹依然坚持留在会同站，她经常念叨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然而，在林农和同事眼里，陈楚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站长。她被同事和林农称作“杉树王”，是会同站第三任站长。
“当年我们自己带着行李从会同走到广坪，住的是没有电灯、四壁透风的木屋。”陈楚莹回忆道，尽管如此，会同站科研人员一边自己种菜解决吃饭问题，一边以杉木为对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经过广泛调查、深入分析，会同站科研人员最早提出了南方杉木每亩240株的造林方案。该方案显著改善了杉木林生长状况，蓄积量达到87.2立方米。随后会同站建起了3000多亩示范林，成为20世纪80年代全国速生丰产林的样板，并在全国范围示范推广。
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汤姆在考察会同站示范林后钦佩地说：“每亩活立木蓄积量87.2立方米，这个数据已经超过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丰产林产量。”
“能再活10年就好”
正是有一群心系杉木的科研人员的努力，一个个问题才迎刃而解。在会同站的早期观测中，科研人员发现杉木在连续栽培后，会产生人工林生产力衰退的问题，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
于是，围绕“杉木人工林地力衰退机理”这一课题，会同站科研人员经过15年反复定位试验、实地论证后发现，只要按照8：2的比例营造杉阔混交林，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当年，杉阔混交林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美国林学会前任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赫尔姆斯曾先后三次来会同站考察，并对混交林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索杉木林土壤质量衰退机理及调控技术，会同站科研人员通过杉木纯林与杉阔混交林对比研究，揭示了杉木林地力衰退的三大机理：营养机理、生物学机理、毒性机理，同时构建了杉木土壤质量调控技术体系。
1998年，陈楚莹的女婿廖利平接任会同站站长。为节约有限的科研经费，廖利平白天要扛十几袋化肥上山为人工林施肥，晚上还要统计分析收集的数据。2000年，在重大项目研究的关键时期，廖利平被查出肝癌晚期，病逝时年仅35岁，他的临终遗愿是“能再活10年就好”。
亲人不幸去世，但研究的步伐不能停下。2004年，在总结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陈楚莹向国务院递交了《在我国亚热带、热带地区建立优质高效人工用材林的建议》咨询报告，呼吁我国人工林分结构逐渐由纯林转向混交林。这份报告成为我国林业决策的重要依据。
当代“牛郎织女”的故事
现任会同站站长汪思龙的妻子是沈阳市的一名中学教师，工作也比较忙。每次汪思龙从会同回到沈阳家里，妻子第一句话就是问丈夫：“啥时走？”
当代“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会同站科研人员的家中常常上演。沈阳生态所研究员王清奎已成长为会同站副站长，也是学术带头人之一。2003年秋，他从沈阳来到会同，并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杉木林里扎下根。“我们把家当旅馆、把台站当家。”王清奎觉得最对不起的是家人，“2006年10月结婚以来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妻子患重病手术后照料的任务大部分是由老人来承担的”。
经过几代科研人员的坚守，会同站日益发展壮大。1989年会同站首批进入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2005年成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会同站科研人员用一年又一年积累的观测数据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们通过承担中科院碳专项任务，首次估算了湖南省森林生态系统固碳潜力, 为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管理以及碳增汇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通过对我国东部3800公里的森林样带土壤取样分析，揭示了森林土壤有机碳温度敏感性的变化规律，为全球变化模型模拟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人工林结构优化、土壤有机碳稳定性、森林固碳分析等领域，走在了国际同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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