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提出“战略科技人才”的概念，在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置于各类科技人才的首位，更进一步说明了战略科技人才的极端重要性。
对一个国家来说，战略科技力量是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目标的生力军和王牌师，面对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急难险重”科技问题，能够攻得上，打得赢。因此，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和目标不同于看家护院、守土有责的地方军，是“哪里有难题哪里就有我”的机动化攻坚部队，是支撑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科技生力军。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不一定是战略科技力量，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不一定是战略科技人才！因为科学研究可以没有国界，但战略科技人才必须有祖国！从科学意义上说，科学家是世界的，战略科技人才则是国家的。
要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拥有一支能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战略科技力量。目前中国科学院正在根据中央部署，集全院之力，着力打造一支勇攀高峰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就海洋科技来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首先建设好一支“耕海探洋”“劈风斩浪”的海洋战略科技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实现了超常规发展，进入了最辉煌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呈“指数式”发展壮大。短短几年，我国整建制的“海洋大学”超过了10所，二级“海洋学院”近50个，隶属于中央各大系统的涉海科研机构约100个，大致估算，全职海洋科技人员超过15万人，再算上地方的科研机构，我国海洋科技人员总量可能超过20万。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科学考察船队，也拥有了以“蛟龙”号为代表的、国际水平的、系列化的深潜器装备。当前，这支海洋科技队伍基本达到了科研装备世界一流、人员数量世界第一，但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缺少战略科学家，甚至从事海洋战略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寥寥无几！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海洋战略研究的全职科研人员充其量不过一两百人，知名度比较高的战略研究专家甚至都不超过个位数！这个“凤毛麟角”的比例数字，相对于规模庞大的海洋科技专业队伍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
正因为缺少战略研究的支撑引领，缺乏战略科技人才的超前谋划，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在突飞猛进的同时，一批前所未有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一是海洋科技投入越来越大，但有效科研产出并不理想。我们在海洋领域的论文、专著、专利数量增长很快，但质量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远远不够；二是海洋科研装备越来越好，重大科学发现并不理想。我国拥有规模庞大的海洋科考船队，拥有国际水平的深潜装备集群，我们完成的环球调查航次越来越多，但缺少“世界级”的重大科学发现；三是学科分支越来越细，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但重要规律性的科学认识并不理想。海洋科研成绩众多，遍地开花，但没有真正竖立起海洋科学的“大旗”，远没有达到整体上“国际领先”的水平，远没有建立起海洋科学领域的“领跑”地位。
因此，在“拥抱海洋世纪，构筑蓝色辉煌”的新时代，中国海洋科学向何处去？如何把握未来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定位？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海洋科技事业的重要问题。这既是亟须研究的战略问题，也是需要一大批海洋科技战略家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的重大命题。
一、何为“战略科技人才”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知识，尊重科学。古人早就认识到，人才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很早就提出了“德干才支、德本才资、德主才奴”的“人才观”。古人也早就知道大学是为了“在明明德”“止于至善”，培养的人才如果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但有才无德，可能为非作歹。古人也早就明了学习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导致了格物致知、守正出奇的研究路径，也提出了“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方法。特别是古人早就有了“知行合一”的“学以致用”思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就是我们今天翻来覆去强调的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可以看出，老祖宗对“做学问”的认识已基本涵盖了“战略科技人才”的内涵。
简单回顾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第一个真正的“战略科技人才”应该是北宋的沈括。他一生致学，可圈可点；半世为官，利国利民。一部《梦溪笔谈》几乎改写了世界科技发展史。
沈括为官多年，不论官大官小，身怀报国之志，心系百姓疾苦，凭借掌握的科学知识，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长官，他治理沭水，获得良田7000顷；修筑芜湖万春圩工程，完成了《万春圩图书》；采用分层筑堰测量法，计算出从开封到淮河420公里高差63.3米，对汴河进行了科学疏浚。作为朝廷命官，他掌管郊祀事物，制定新礼仪，省费数以万计。作为戍边将领，他研发先进兵器，制造“神臂弓”，使北宋的兵器生产能力提高了几十倍；他创造“九军战法”，实施“边州阵法”，威名大振，兵不血刃直取浮图三城；他抵御西夏，数度大捷，获得“守安疆界，边事有劳”的奖赏。作为钦命使臣，他出使辽国，依靠知识储备，有根有据，不辱使命，达成以古长城为界，争得国界外延30里，并完成《使契丹图抄》。作为钦差巡察，他提出河北西路31条整改意见；他上书改革盐钞法、改革铸铜法；提出“钱利于流”的建议。这些均得到朝廷的采纳使用，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沈括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卓越的建树，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梦溪笔谈》内容丰富，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李约瑟博士曾把《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的坐标，认为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日本学者三上义夫认为，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样一个。
沈括博学善文，孜孜以求，无穷探究，几乎是生命不息，学问不止。在“数理化天地生”各大学科领域均有超群的建树，对人文、社会、经济、农学、医学几乎无所不通。他的著述有22种，多达155卷。其中数学的“隙积术”“会园术”；物理学的“虚能纳声”“红光验尸”；化学的“胆水炼铜”“石油制墨”；天文学的“圭表测影”“十二气历”；地质学的“地磁偏角”和“延川石油”；生物学的化石分类、古生物探索；等等不一而足。一个学者在古代有其中之一就足以名垂青史了！而沈括堪称集科学之大成。
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在人文科学领域也具有当时堪称顶尖的学术造诣。譬如：在音乐领域，他著有《乐论》《乐律》《三乐谱》《乐器图》；在医药领域，他撰写《良方》《灵苑方》，发现了“药石井”；在人文地理领域，他完成了《天下州县图》。
试想在“交通基本靠走、信息基本靠吼”的古代，在山路弯弯、口耳相传的知识传递过程中，仅凭一己之力，如何完成这些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的鸿篇巨制？着实超乎人们的想象，但这就是战略科技人才！这就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目前国际上智商测量都以爱因斯坦的大脑为最高标准，但在古代沈括的“头脑风暴”可能不会低于爱因斯坦。
在今天，也不乏战略科技人才的典型。譬如，眼下引起世界关注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他年纪轻轻，近几年竟连续出版了《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等三部书，从中可以看出他文理兼融、内外兼通、古今通达、逻辑缜密、思维超期，堪称为国际上“有头脑”的战略科技人才。
在国内一大批科学技术“大家”，也都从不同侧面展现出战略科技人才的特点，他们从事的是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讨论的是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问题，关心的是未来科技人才的培育，探索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共性紧迫问题。
二、战略科技人才的特点
为何沈括可作为古代战略科技人才的典范？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沈括？思考这些问题或许能为今天如何培养造就战略科技人才提供借鉴。
首先是沈括自小志存高远，报国情深。古人崇尚“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实际上就是上图报效国家，下图光宗耀祖；其次是自幼酷爱读书，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通过读“万卷书”形成了雄厚的知识积淀；第三是“行万里路”，由于种种原因，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足迹遍及北宋疆域。他的中国万里行，远早于马可波罗，更早于《徐霞客游记》。长途跋涉使他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深有感触，对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了然于胸。再加上他善于观察思考的天赋和敏于探索的科学兴趣，自然会悟出许多规律性的认识；第四是他从业众多，接触面广。既有朝廷安排，也有个人选择，涉及许多行业，接触不同阶层。他既是策划管理者，也是实际操作者，实现了思想认识与实践检验的统一。
通过历史上的沈括和现在一大批足以令人奉为楷模的科学家身上，可以看出，作为战略科技人才往往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
第一是具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意识。一般科学家忙于搞研究、做实验、写论文，容易形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战略科学家“懂政治”，顾大局，明白国家意志，了解国家需求，知晓大政方针。一般科学家高度关注自己的研究课题、自己学生的实验，心里装的是课题组和实验室的科研任务，往往是“小团队”的代表；但战略科学家表现出大局意识，关注宏观的学科布局，人才发展，甚至是整个学科或整个行业的科技进步和发展水平。一般科学家注重的是个人的科学兴趣、科研水平和业务技能；而战略科学家则更注重综合素质，更注意个人的专业兴趣服从于国家目标，个人的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需求。
归根结底，差别在于如何理解和践行科学家的责任和使命。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惠及人民群众。如果撇开国家目标，单纯谈科学是为了全人类，怎么理解不少中国的年轻学子，研究生毕业后一味地去“建设美国”，而美国政府和人民根本不需要也不欢迎中国人，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可当年一大批“五四运动”的科技先驱，远涉重洋，历尽艰辛，为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大多数的目标是为了早日学成归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
第二是具有良好的战略思维习惯。一般科学家选择研究方向，争取科技项目，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业务专长和科研水平，其次是拥有的科研装备和工作条件；而战略科技人才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未来科技发展方向，中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以及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一般科学家凝练发展目标，确定奋斗方向往往是如何达到本学科分支的最高水平，以能够在国内“占山为王”为莫大荣耀，非常不愿意甚至害怕别人超过自己；而战略科技人才追求的是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未来领跑世界的可能性，“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一般科学家往往习惯于知识独占、数据独享、设备独有，往往表现为忙忙碌碌，急功近利；而战略科技人才则多表现为知识传授、数据共享、设备共用，往往表现得非常从容乐观，幽默宽容。归根结底，差别在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个人还是国家，是眼下还是长远！
战略科技人才习惯于从雄厚的知识积淀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战略性“科学思想”，集成各方面的科学思想就形成了“战略建议”，提交相关决策部门采用，就形成了战略计划，进而变成了战略行动。因此，一个战略科学家往往是肚子里装着“知识”、心里装着“问题”、脑子里装着“思想”，拿出来的是“思路”和“战略”。
第三是具有文理兼通的知识积淀。一般科学家只明白自己的专业，只看重自己的专业，对别人的专业不感兴趣，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其他专业领域的问题；而战略科技人才对别人的专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越没去过的地方越感兴趣，越不知道的专业知识越想了解。一般科学家只谈自己的专业，譬如：研究海带的科学家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什么会议，言必称“海带”，不仅对鱼虾研究不了解，甚至对同类的“紫菜”“裙带菜”也缺乏研究；而战略科技人才往往是“智者不夸其所长”，所关心的、想了解的、所议论的往往不是自己所学的专业范围。一般科学家往往是学问越做越深，知识面越来越窄，形成了不可能随着国家目标和社会需求改变研究方向的定局，所以突出表现为“博士不博”“专家太专”；而战略科技人才则是学科融合、文理兼备、旁征博引、触类旁通，能够游走于不同专业之间，能够在不同学科之间统筹兼顾、创新集成，以形成在不同学科领域都相互印证的“规律性”认识。当年中国工程院老院长宋健院士，自身的学术专业是自动化控制，但提出并牵头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证。
自古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甚至是“人物一理”“人事一理”！从社会事物发展中可以悟出许多科学规律，从动植物身上可以揭示人体构造的功能，从自然界的形成演化中可悟出人类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经常会看到，许多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大科学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认识几乎是一致的，归结起来，往往是哲学问题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四是具有创新“玄想”的特质。一般科学家思考问题容易顺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往下想，在自己专业知识、学术概念的框架内“一条路走到黑”；而战略科技人才往往表现为“玄想”，特别明显的“发散式”思维，甚至是“逆向”思维。一般科学家思考问题往往是一步一步“渐进式”发展，追求的是不断加深与不断增多；而战略科技人才多表现为“跳跃式”思考，追求“突变式”进步，甚至是“颠覆性”思想，更注重“无中生有”或“有中生无”。一般科学家容易忙于追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提高，人家发表20篇论文，我发了30篇，人家测试了100个样品，我测了200个；而战略科技人才往往容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甚至会“人家向东我向西”，人家“证实”我“证伪”。
在一些专家座谈会上经常看到有些人容易牢骚抱怨，过去抱怨钱太少不够用，今天抱怨钱太多不好使；过去抱怨领导“不管我”，今天抱怨领导“管得多”；但战略科技人才则往往是满肚子“正能量”，满脑子“诗情画意”，每天看到的是幽默乐观和对别人的欣赏。之所以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特质，最根本差别在于追求的是“别人的尊重”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加快培养和造就战略科技人才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重新构建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世界范围内的人才竞争和创新要素流动日趋激烈。我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但我们最明显的短板是缺少战略科技人才。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而战略科技人才又是重中之重的优质资源！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打造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战略科技力量。这支科技力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的战略科技人才。这些战略科技人才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能够坚守国家意识、科学精神、人民宗旨，自觉将科技事业融入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一是打造“高素质”的战略科技人才。战略科技人才最突出的标志是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自古“成小事靠业务技能，成大事靠综合素质”。培养战略科技人才不是聚焦那些高分低能的“尖子生”，也不是满头“光环”和帽子的“著名学者”，需要在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大幅度强化素质培养，包括道德品质、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等各个方面，培养目标是高尚的人格品行、雄厚的知识积淀、强劲的创新能力、敏锐的问题意识、良好的科研道德。而眼下“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唯称号”等一系列流行做法严重阻碍了战略科技人才的成长。甚至就是简单地获批了一个青年基金课题，也成了“杰青”“优青”等光荣称号，几乎是一夜之间造就了一批“杰出青年”，而且一次获得终生荣耀，在各种选拔中“百用不殆”。各地各类“人才计划”数不胜数，江河湖海、山岭峰巅都可以因地制宜地用来命名所谓“人才计划”。随便挑一个省的人才计划总数都足以超过全世界的总和！由此带来的是科研浮躁、急功近利、成绩浮夸、拔苗助长。各类计划层层拔高，使本来很优秀的青年人才变得“一切向钱看”，再也不甘于坐冷板凳。看看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哪一个头顶着“人才计划”的光环？中国的屠呦呦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关键是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探索，就人才“帽子”来说，她简直是个“三无”产品！
二是打造“懂政治”的战略科技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必须“懂政治”，这是与一般科学家的最显著区别。所谓“懂政治”不是掌握多少政治理论知识，更不是背诵很多政治概念术语。最主要的体现是能够自觉地把个人的科学兴趣、知识积累、业务专长、创新才能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振兴意识是对战略科技人才的第一要求。需要下大力气教育引导学有专长的广大科技人员，自觉遵循政治建设规律，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认识“懂政治”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自己有限的知识才能奉献给伟大的祖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而不辜负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哺育！要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引导广大科技人才弘扬爱国奉献精神，不断增强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最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安心国内科研工作，“做惊天动的事、当隐姓埋名人”的专家学者，这是战略科技人才的主要来源。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战略科技人才。但战略科技人才必须是忠诚党的科技事业，以祖国需要为第一选择，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奉献给中华民族振兴事业的科学家，而不是习惯于见异思迁，好高骛远，“哪里有好处哪里有我”，靠飞机票造就的“名牌专家”！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又红又专”，叫响“党员专家”品牌，让党旗在科研岗位上闪光。
三是打造“前瞻性”的战略科技人才。战略研究不是回顾过去，总结成绩教训，而是科学预见，勾画未来。因此，战略科技人才必须突出“前瞻性”素质。国家创新发展需要一大批思想新颖、把握前沿、勇于开拓的战略人才；需要一大批具有原创思维方式，敢为天下先的先驱性探索者；需要一大批能够离经叛道，逆向思维，具备颠覆性创新精神的“科学怪才”。我们今天有能力站在世界地图下，纵论国际技术前沿，凝练国家战略目标，加强前瞻部署，强化科学预判和技术预见。过去我们习惯于“跟跑”，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为荣耀，今天我们必须考虑“领跑”，在某些领域率先实现“新的跨越”，这既需要未雨绸缪的战略研究支撑，更需要前瞻性的战略科技人才引领。
前瞻性的战略部署来自前瞻性的创新思想。而创造思想、解放思想、践行思想是永无止境的目标，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伟大民族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会产生伟大的民族振兴，一个伟大思想指引的政党才会永葆青春！
四是打造“学识广”的战略科技人才。文理兼通、学科融合、博闻强记、勤学好问是战略科技人才的特质，更是当前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的共性问题。学科分支越来越细，知识层面越来越窄，自认为研究越来越深，实际上是越来越变成“管中窥豹”。名牌大学校长当众念一些低档的错别字，知名教授对中国历史年代分不出先后，在媒体上屡见不鲜。特别是今天“手机上全是信息，肚子里没有知识”，微信时代的便利以“牺牲思想、丢失灵魂”为代价！一大堆“谣言化、商业化、碎片化、重复化”的所谓信息破坏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 “有文无化”的文化沙漠。君不见许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科技会议上，不论是博士后出站，还是项目论证，最后评委花时间最多的往往不是对内容有不同意见，而是用在文字修改上。一篇简单的结论性小短文，经过了多位博士、教授的修改，居然经常是文法不通、词不达意，而评委们需要逐字逐句讨论订正。
科学研究聚焦于揭示自然规律，解释自然现象，但规律性认识是普适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能在相关学科都得到“证实”和“适用”的。一旦有一个学科或在某一方面被“证伪”，就不能称其为“规律”。作为战略思想具有引领未来的重大意义，必须在相关领域、相关方面得到“正反馈”，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如果一旦在某一方面造成“负面影响”，那也就不能称其为战略思想。
五是打造“谋大局”的战略科技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必须具有鲜明的大局意识，习惯于从战略层面、从宏观层面考虑问题。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仅仅关注一个“卒子”，就不可能理解“丢卒保车”的大局。我们科技人才力量雄厚，其中不乏占山为王的“将才”，但我们更需要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战略科学家。如果只顾在自己学科领域越走越远，只认为自己的研究重要，很容易形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如果善于从战略层面、全局层面、宏观层面认识问题，就会“登泰山而小天下”。
譬如说，海洋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地球上最复杂、最庞大、最特殊的自然系统。国人自古推崇“经国济世”，实际上“经国”充其量只能“济国”，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面积加起来都不及海洋的一半，所以只有经略海洋，才能真正“济世”。
世界上的海洋是连通的，海水是流动的，全人类拥有同一片海洋。如果仅仅局限于很窄的学科领域，几乎难以解决海洋的任何问题。例如，一次海啸往往造成几十万人死亡，但哪个学科能独立预测预报海啸？海洋中海水与大气交互界面的“海气相互作用”、海水与海底交互界面的“水地相互作用”、海水与陆地交互界面的“海陆相互作用”，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重大科学问题，都需要谋大局的战略科学家，需要战略研究的指导引领，需要从国家意志出发筛选研究课题。有些特别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需要沿海各国的共同努力。只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海和谐，才能真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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